导致东汉末年天下三分的罪魁祸首是谁

导致东汉末年天下三分的罪魁祸首是谁？

东汉末年，农民起义，诸侯割据，相互讨伐的事太多，施暴行的人也太多，百姓水深火热。只有结束乱世，百姓才能稳定下来。这诸多头绪，种种烦恼，当然不是一个没有兵权没有政权的贾诩能管得了的，但这一切，可以说绝大部分是因为贾诩的一句话引起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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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举的直接后果，是李、郭等人“遂将其众而西，所在收兵，比至长安，众十馀万，……与卓故部曲樊稠、李蒙、王方等合围长安城。十日城陷，与布战城中，布败走。傕等放兵略长安老少，杀之悉尽，死者狼籍。诛杀卓者，尸王允于市……傕、汜入长安城，屯南宫掖门，杀太仆鲁馗、大鸿胪周奂、城门校尉崔烈、越骑校尉王颀。吏民死者不可胜数”，汉献帝北李、郭等所挟，而关东豪杰乘动乱之机自此开始了大规模的攻城掠地行为，以壮大自己的势力。在此以前，各地诸侯还不敢很明目张胆地进行此类举动，正是贾诩的这个建议，使东汉天下陷入了空前的混乱状态。此后，关中又因为李、郭等人的争权夺利，伤亡巨大，极大地破坏了当时黄河中游地区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。

《三国志》云：“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(指李、郭入洛阳前)，傕等放兵劫略，攻剽城邑，人民饥困，二年间相啖食略尽”，又有云：“天子入洛阳，宫室烧尽，街陌荒芜，百官披荆棘，依丘墙间。州郡各拥兵自卫，莫有至者。饥穷稍甚，尚书郎以下，自出樵采，或饥死墙壁间”，荼毒之烈，究其本源，实出于贾诩这一言之谋，裴松之在给《三国志》作注的时候有评曰：“臣松之以为传称“仁人之言，其利溥哉”!然则不仁之言，理必反是。夫仁功难著，而乱源易成，是故有祸机一发而殃流百世者矣。

当是时，元恶既枭，天地始开，致使厉阶重结，大梗殷流，邦国遘殄悴之哀，黎民婴周馀之酷，岂不由贾诩片言乎?诩之罪也，一何大哉!自古兆乱，未有如此之甚”，看当时的情况，王允为人正直有干才，朝中尚有皇甫嵩、朱俊等名将，关中精兵数万，而宦官已除，即使不能复振汉朝，一时安定还是可以的，所以裴松之有“元恶既枭，天地始开”一说。所以就这样的情形而言，说贾诩导致“邦国遘殄悴之哀，黎民婴周馀之酷”，所以“诩之罪也，一何大哉!自古兆乱，未有如此之甚”这个评价还是很中肯的。也正是因为这次动乱，中央政府开始政令不行天下，以至于“乘舆时居棘篱中，门户无关闭。天子与群臣会，兵士伏篱上观，互相镇压以为笑。诸将专权，或擅笞杀尚书。司隶校尉出入，民兵抵掷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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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将或遣婢诣省閤，或自赍酒啖，过天子饮，侍中不通，喧呼骂詈，遂不能止。又竞表拜诸营壁民为部曲，求其礼遗。医师、走卒，皆为校尉，御史刻印不供，乃以锥画，示有文字，或不时得也。诸将不能相率，上下乱”，至此，汉中央政府的威信丧失殆尽，甚至献帝在回洛阳的时候，“州郡各拥兵自卫，莫有至者”，各地诸侯已经根本不再把皇帝和中央政府当回事了。

这样的情况，一直到雄才大略的曹操采纳曹魏重臣荀彧的建议，抢先下手，把献帝迎会许昌，最后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至二十余年候，曹操的儿子曹丕以魏代汉，结束了东汉皇朝，开始了三足鼎立的三国时代，从贾诩设计让李、郭进军洛阳开始到三国归晋，期间的战乱长达九十余年，民力物力，消耗殆尽。

尤其糟糕的，由于分裂的时间长达九十年，人事推移，新陈代谢，一些在汉末分裂之初，饱经忧患，深知民间疾苦，又具有非凡才能的政略家、战略家全数死光，政权却落到一些靠袭祖上馀荫的纨绔子弟手里，以至君不像君，臣不像臣，无经国之远谟，无防患之预备，一味埋头陶醉于腐化享乐之中。终于弄到骨肉相残，萧墙祸起。在阶级矛盾及种族矛盾的激化下，不到二十年，又使中原地区陷于血泊之中，导致五胡乱华三百年，南北陷入分裂之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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