揭秘古代将领怎么避免功高震主呢

揭秘：古代将领怎么避免功高震主呢？

那些历史上能够建功立业的大人物，如果已经功高震主，那除了掀桌子、自己当大哥之外，基本没有能够保命的办法了。所以我们要研究的是怎么避免走到这一步。

至于方法，咱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：如果想让皇帝相信你没有高级追求，那你就得体现出足够的“低级趣味”。

高级追求，自然是当皇帝;而所谓的“低级趣味”，可以是好色、贪财、酗酒、故意犯错误，也能是修仙。

好色

俗话说“万恶淫为首，论迹不论心，论心世上无完人”，在古代政治逻辑中，一个有志成就一番事业的“圣人”与“俗人”的最大区别，就在于能在行为上控制自己对女色的欲望。直白点来说，要成大事，就要表现得不好色;赤裸裸贪恋女色的人，是会被人鄙视、成不了大器的。商纣王、周幽王就被树立成好色失德的典型，当作后世君主的反面教材。

而对一个臣子而言，如果公开体现出好色的苗头，意味着会遭受同僚们的鄙夷，基本就等同于放弃树立光辉形象、舍弃更高一级的政治诉求了。因此，很多担心功高震主的聪明人会选择树立这种人设，以打消君主的戒备。

举两个例子。

酗酒

自从商朝统治集团因酗酒而灭国后，酒与色一起，被后世的政治家视作祸国的两大罪魁。在《尚书· 酒诰》中，将饮酒归为社会道德败坏、政治风气不好的标志，只准在祭祀时才能饮用;到了后世，虽然要求不像这么严格，但仍主张饮之有度、极力排斥酗酒。

与“好色”一样，主流道德观鄙夷的，反而成了功臣们保命的护身符。

战国时期最有能力、功勋最卓越的公子——信陵君魏无忌，因匡扶社稷之功被魏安釐王夺取了兵权，随后便沉迷于酒色、远离政治中心;

还是李渊，由于平日里“结纳豪杰，众多款附”，也就是拉帮结伙、政治声誉极高，遭到了隋炀帝的猜忌，于是除了好色外，他还故意酗酒来搞臭自己，以制造毫无政治野心的假象。

犯无关紧要的政治错误

一个大臣，既想为国为民办实事、又不想因功高震主，该怎么做?很简单，适当地主动犯事、削减自己的功劳不就行了。

这方面玩的最溜的是韩擒虎、李靖这舅甥俩。隋灭陈战役中，韩擒虎第一个杀进陈朝皇宫、生擒了陈叔宝，被列为一等功、进位上柱国。但没多久，他就因为“放纵士卒，淫污陈宫”的罪名，被撸掉了食邑。

他的外甥李靖也有样学样。这位初唐第一名将率军突袭颉利可汗大帐，一举断掉了东突厥老巢，像舅舅那样立下了灭国之功;巧的是，还没等到论功行赏，他就因“御军无法，突厥珍物，虏掠俱尽”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在挨了李世民一顿骂后，只是获得了加封左光禄大夫、奖赏几千匹布的小赏。

韩擒虎、李靖是隋、唐的顶级名将，说他们真的“御军无法”，估计没人会相信。

最终这对以灭敌国闻名的舅甥俩，却奇迹般地毫发无伤，安享晚年。与韩擒虎齐名的贺若弼，却因过于张扬被隋炀帝诛杀。

修仙

这里的修仙，指的是修道，这是一种看破名利、遁隐江湖的自保之道。

第一位这么干的，可能是春秋时期的范蠡，在帮助勾践灭吴后，他化名为鸱夷子皮，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，以超脱的姿态逃掉了勾践的屠刀。当然了，后来跑去经商致富又是另一回事。

随后就是张良，他对刘邦的重要性无需多言，后世甚至把“吾之子房”视为封建智囊的最高评价。然而在西汉建立后，他却“愿弃人间事，欲从赤松子游耳”，以修道之名舍弃荣华富贵，成功激流勇退。因此，他也成了“汉初三杰”中唯一未受到政治打击的一位。

我们熟悉的尉迟敬德也学了这一套路。作为李世民个人的头号功臣，他曾因过于嚣张被严厉警告(李世民当时甚至以“刘邦杀功臣”为例)。一句惊醒梦中人，此后他便“笃信仙方，飞炼金石，服食云母粉， 穿筑池台”，在自己的宅子里修仙，极少跟其他人打交道，得以安享晚年，死后极尽哀荣。

还有一位便是中唐的李泌，也就是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“李必”的原型。他是被唐玄宗、唐肃宗、唐代宗、唐德宗四任皇帝推崇备至的奇才，也是平定安史之乱的顶级智囊，他的安身立命之道，就是自己的另一个身份：道士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他既让君王放下了戒备，也让政敌没对他下死手。

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态，是伴君如伴虎，也是枪打出头鸟。在这种凶险的环境下，“飞鸟尽，良弓藏;狡兔死，走狗烹”是跳不出的历史怪圈，甚至是能力越强、风险越大。作为功臣，想要安然享受富贵，所要花费的心思甚至不比战场杀敌、运筹帷幄来得容易。

上述总结的“套路”，其实也不一定保险，最好从一开始就加以落实，“临时抱佛脚”甚至会适得其反。比如赫赫有名的兰陵王高长恭也曾以受贿自污，只可惜这一动作做得太晚，反而成了促使他被杀害的口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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